其中一點須得一提，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中國的失敗告終，戰後時期最棘手的事件，便是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的權利問題。

　　在五個口岸中，除廣州外，其它幾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國人開放通商、居住和駐設領事。

　　其中，上海在1843年11月開放、寧波在同年12月開放、福州和廈門在1844年6月開放。

　　但是，廣州居民卻頑強地拒絕讓英國人進入城內，而只是同意勉強他們居住在原來的商館區。

　　居民的理由是，雖然條約列明開放廣州，但卻沒有明確規定洋人可住到城裏來。

　　條約的確沒有明文規定這一點，但其它四個開放口岸的居民卻都沒有反對英國人進入他們城牆以內的權利。

　　可在廣州，英國人越是遇到抵制便越是堅持入城的權利。

　　但民衆依舊不想退讓，廣州百姓稱夷人所到之處，盡行不法之事，因而大家將洋人入城看作是對廣州城的一種侮辱。

　　三月前，廣州人民反入城鬥爭還屬於分散的、無組織、無武裝的，而四月以後，當英軍悍然以武力相要挾時，廣州人民便開始了抗英武裝鬥爭。

　　因而，“廣州入城問題”成了雙方一個爭執不下的焦點。

　　除了“廣州入城問題”以外，還有其它一些問題也使得中西關係趨於緊張，而這當中與清政府的愚昧無禮不無關聯。

　　第一次鴉片戰爭雖敗可卻並未令清政府痛入骨髓，因戰後賠款半數由廣州十三行承擔了去。

　　其中東順行賠付一百零三萬銀元，怡興行承擔八十八萬銀元，寶利行出資五十六萬銀元...

　　所以那時的清廷根本還未被打醒不說，甚至仍以天朝上國自居。

　　並且洋人始終想將貿易從五個口岸擴展到全中國、在北京設立常駐使節以繞開頑固的廣州當局，以及由於戰後商品價格普遍下降而產生的降低關稅要求。

　　這些問題匯合到一起，在洋人中便引發了一種要求修約的強烈衝動。

　　1854年，三國公使建議討論修約問題，兩廣總督葉琛態度強橫，斷然拒絕，稱全無必要。

　　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廣州說動葉琛，也沒能在上海成功談判，遂於1854年十月北上尋求滿意的答覆。

　　在大沽，他們沒有獲得直隸總督的接見，只得到了一個次等官員的接待。

　　兩位公使遂提出修訂稅率、在北京設使節、開放天津、獲得在內地購置地產之權、鴉片進口合法化、廢除內地釐金等要求，而朝廷則斥責這些要求毫無道理，責令公使返回廣州。

　　1856年，三國公使再次提出修約要求。

　　朝廷告知可允許作一些合理的小變動，但重大條款不予考慮，以免萬年和約（《南京條約》）失去其意義。

　　然而，葉琛卻頑固地拒絕談判，即使細小變通也不容許，他堅稱“如予夷人一寸，彼等或進一尺”。

　　美國特使白伽不願退讓，於是獨自試圖前往北京。可在上海，中國人阻止了他繼續北上的努力。

　　在這種狀況下，西方諸國尤其是英國逐漸有些不耐煩了，包齡也向倫敦報稱，需要用火炮和戰艦才能擴展和改善中英兩國的關係。

　　而此次戰爭的直接導火索便是1856年九月初的“亞羅號事件”。

　　中國商船“亞羅”號，自廈門開往廣州，停泊於黃埔處。

　　“亞羅”號是一艘三桅帆船，上面裝備了歐式船殼和中式帆篷，且船上水手全是中國人，而陳順達便是當中的一員。

　　船主實爲香港華商方思明。

　　該船此前曾被海盜奪去過，爲防備中國官府無力剿滅沿海海盜，因而該船才向英國香港皇家殖民地當局登了記。

　　該日上午八點鐘左右，當“亞羅”號停靠在廣州城外時，四名中國官佐和六十名兵丁登上該船，聲稱要搜尋一臭名遠揚的海盜，據稱這名海盜此刻就藏匿在此船之上。

　　於是，清兵拘拿了十二名華人船員，且那幾日陳順達正好也在此船上，因而他亦被清兵逮捕了去。

　　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立也就是趙虯枝好友歐迪思的兄長，受英國駐華商務監督兼全權代表包齡的指示，於幾日後強烈抗議中國方面侮辱英國國旗，且不經英國領事的許可肆意拘捕船員。

　　英方稱清兵於混亂中有意將英國國旗扯下，此舉嚴重地辱沒了英國人的尊嚴，並要求清政府須尊重英國國旗、釋放全部十二名水手，並在四十八小時內由兩廣總督葉琛出具一份書面道歉信以表誠意。

　　葉琛怎會輕易買他的賬！

　　事後，葉琛當即嚴詞否認當時船上有張掛任何國旗，並質問該領事爲什麼干預一樁由中國巡捕在一艘停泊於中國港口且爲中國人所擁有的船上拘拿中國人的案件。

　　據理力爭的葉琛當時有所不知的是，在事件發生之前，“亞羅”號在香港的登記業已過期，否則他肯定還要加上這一條來反駁英方。

　　另一邊，巴夏立則對葉琛的答覆不甚滿意，甚至有些惱火，於是憤憤不平的他下令扣押一艘中國師船作爲賠償要挾。

　　雙方交涉了十來日後，仍相持不下。

　　可葉琛經覈實後卻沒有查到所謂的海盜，因而只得放回了十二名船員，但他卻斷然拒絕向英方道歉。

　　就在這次拒絕道歉的第二日，英駐華海軍便悍然向廣州再度發動進攻。

　　就這樣，第二次鴉片戰爭正式爆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