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箇中國留學生覺得不對勁，準備提請主人注意到這一點。居然有一位作家拉住了他的衣袖：“不要非禮，這可能是人家的習慣。”

一種奇怪的形勢就這樣持續下去。主人對主賓們致詞，壓根兒不在乎對方能否聽懂。這種絕非疏忽的輕慢，竟然有受辱者畢恭畢敬地容忍，而且不準別人代爲反抗。

中文是世界上四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的語言，包容了幾千年浩瀚典籍的語言，曾經被屈原、司馬遷、李白、蘇東坡、曹雪芹、魯迅推向美的高峯和勝境的語言，現在卻被中國人忙不迭視爲下等人的標記，避之不及。

沉默的一羣仍然聽不懂，但沒有人退場，也沒有一個人站起來，用這種雙方都聽得懂的語言說一句：“先生，請你說中文。”

聽說以上情景的那一刻，我猜想一個民族的衰亡，首先是從文化開始的，從語言開始的。侵略者從來明白，攻城莫若攻心，而一個人的心裏只有語言，精神惟語言可以建築和守護。都德的小說《最後一課》，已經描述過向侵略者繳出語言的痛苦。滿清王族最終沒能徵服中國，也是被中文的汪洋大海淹沒，退出紫禁城則只是遲早的問題。走出十九世紀的黑非洲，身上最深的傷痕，也許不是來自帝國的入侵和掠奪^外來的實業家固然心狠，但有時候留下一點科學技術的擴散，留下一些大樓或公路，對殖民地的經濟多少有一點刺激。比較起來，帝國最大的罪惡，影響最爲深遠的罪惡，莫過於語言殖民化所帶來的文化殘疾。文化消解了，就像靈魂熄滅了，一個民族即便有再強健的體魄，也只能任人宰害彳，形如散沙，沒法凝聚出堅定的行動和旺盛的生命。陷人經濟上的長久困局，也在所難免。

美國長篇小說《根》裏面有一段情節：主人公一次次逃亡，寧願被抓回來皮開肉綻地遭受毒打，不惜冒着被吊死的危險，決不接受白人奴隸主給他的英文名字，而堅持用非洲母語稱呼自己：昆塔。可惜’只剩下這樣一個血淋淋的名字，一代代祕密流傳下去，也只具有象徵意義。作爲昆塔的第七代後裔，小說作者只能用英文深情地回望和尋找非洲。白人強加給他所有同胞的基督福音，無法解決那一片大陸上累積的問題：債務、戰亂、艾滋病，還有環境破敗和技術落後。

中國的很多字也有血跡，只是已經褪色，已經被人淡忘而已。海峽兩岸的這些高官和文豪，在這一天的酒會上主動和自願地背棄了中文。事情很明白，這些聰明人感覺到中文沒有足夠的含金量，至於還含注多少尊嚴、多少熱誠、多少創造的智慧，也並非不成爲問題。他們爲了顯示與自己領帶和皮鞋相稱的教養，沒有必要對這種下等的語言親近。

四文明是一條長長的河，不斷地有細流的滲去和匯人。生的就生了，死的就死了，命運嚴酷無情。沒有充分理由斷定，某種文化將長盛不衰萬世永存。南危地馬拉的叢林裏，瑪雅文化只有廢墟殘存供後人憑弔和猜測。當年不會比漢語覆蓋面小的古希臘和古埃及文明，在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興起之後，也呼啦啦崩潰。

遼闊的中國，期待着一個奇蹟般的再生。從“五四”運動或更早的時候開始，一場文化再造的百年苦鬥，從西來的民主和科學中獲取熱能，歷經外部的封殺和內部的自戕，把數以億計的人導出了腐朽王朝的暗影。但是壓力和危機尚存。我們還沒有今天的孔子和莊子，今天的《離騷》和《壇經》。我們有世界上人數最多的大學羣落，但還沒有自然科學裏的愛因斯坦、海森堡，沒有哲學裏的康德、馬克思、海德格爾，沒有歷史學裏的湯因比，沒有經濟學裏的亞當-斯密、凱因斯，沒有文學裏的托爾斯泰、卡夫卡，沒有藝術裏的畢加索、貝多芬……一句話，從總體上看，我們畢竟還少有影響和推動世界潮流的當代文化巨人。描述一個文化上的東方強國，還只能含糊其辭。

我們不得不一次次地承認自己的學生地位。嚴格地說，我們的很多學科，至今還在靠西方的輸血而生存。我們不少學貫中西的大學者，因其種種無法擺脫的歷史限制，更像一些介紹家、鑑賞家、綜述家、資料整理家，而不是創造家。他們即便乾得很不錯的時候，也只是稱職的導遊員或節目主持人，對各種節目融會於心，但沒有自己的節目，或者自己的節目不夠精彩。他們被尊爲區域性名人，但還無法被納人全球性的文化視野一一即使把有些人對東方的歧視因素排除出去。現代中文的價值含量，還沒有使中文達到人家必須尊重，必須使用’必須廣設課程加以學習的程度一雖然近來的情況稍好了一些。

對一個人，對一個民族的語言出產，希望有更多獨特性的創造，這永遠不是什麼苛求。

五相反，一百多年後，目下正大舉炒入西方市嘗正在被某些西方人爭相喝彩的，卻是另一類中國文字。有幾部志在票房的電影，有幾本通俗的自傳性小說，作者可以在藝術上平庸得一塌糊塗，惟獨有一點上卻絕對精明和清醒：那就是要擠眼淚，揪鼻涕，全力展示中國的乖戾、殘酷、可笑、暗無天日、不近人情、不可救藥，其文化背景該遭天譴，以滿足某些西方人的憐憫欲和種族優越感。他們像一些職業乞丐，進人都市之後，被財富和做派嚇得兩眼發直，大氣都不敢出，於是選擇最省力氣的角色：衣服一定破爛，頭上一定要有膿瘡，最好還能在街頭亮出血糊糊的傷口和畸形的斷臂殘足，以便招來好奇的圍觀，讓路人施捨小錢。

爲了使乞討有一個神聖的名義，他們學會了下注政治。也是在法國，一個裝容着深刻表情的演講廳裏，優質音響設備正在傳出哪怕最微弱的噝噝氣聲。一位記者提問：“在現在的中國，還有沒有人因爲寫小說而坐牢？”我身旁一位女作家猶豫了片刻，斟酌着說：“我見到過一個囚犯，他說，他寫過小說。”

回答當然很精明。把“因爲寫小說而坐牢”偷換成“囚犯寫過小說”，含混之際，既滿足了記者對答案的預期，又不違背事實。既以貌似大膽的言論在外面出彩，又沒有超出底線，不至於因言論失實受到國內的政治追究。讓記者高興是重要的，輿論意味着自己的知名度、出版機會、訪問邀請和美元。暫時不得罪中國官方也是重要的^假如自己還打算回國或者出任什麼委員，還打算踏上通向權力高層的紅地毬。

鎂光燈閃亮，這位作家後來果然被記者們熱烈包圍。

這樣的成功，培養着西方人的知識胃口，這種胃口反過來要求更多的慣性刺激。於是一時之間，一批批國人前去就範，一面對洋人就嘴巴不聽使喚，一個勁往話筒裏喂人謊言。他們在西方混多了，懂得在訴苦之餘還應加一點文化佐料，比方穿戴上西方人愛看的佛珠，比方掏出一隻偷偷從工藝商店買來的小腳繡花鞋，聲稱那是祖母的遺物，併爲此當衆流下眼淚。他們明白，不少西方人在喫飽牛排之後，要像看橄欖球或汽車賽一樣來看繡花鞋一而且缺乏足夠的中國經驗來辨別真僞。

一九九四年春，我在國外的書店、影院以及交談中，對這種漢奸文化的越來越多以至鋪天蓋地感到震驚，對一般國民在幾個漢奸炒熱走紅之後普遍的羨慕或麻木感到震驚。我不知道正派的西方人會如何看待這些。我一點也不想掩蓋傷疤，不否認中國確有很多悲劇給這些乞討者提供了理由和機會，那些悲劇製造者更應受到指責。我也不認爲民族的面子有什麼要緊，不覺得一見家醜外揚就需要惱怒。但我還是覺得下跪的姿態刺目。

不是一般的卑亢失度，或者糊塗。漢奸共通的特徵，或者說一切美奸、法奸、澳奸、日奸、德奸、俄奸之類人奸的共同特徵，就是勢利。他們的每一句話，都可以使你清楚地感到目的所在：是一份優薪，一本洋護照，還是一頓午餐。他們從來不會站在學術良心或社會責任的立場，說一句沒有利益回報的廢話，連耍流氓也招招實惠，決沒有膽量舉起手來，糾正權勢者某一個常識性的錯誤。

他們也從來沒有幸福，從來不覺得身後也有幸福。他們不知道幸福其實是熱情，是生命力的笑容，是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和任何時候都存在的上帝之光，輝照在正派人互相熟悉的眼神裏^即便在“文革”時代命賤如草的窮鄉僻壤，即使在法國大革命和美國獨立戰爭血流成河的日子，幸福也依然存在。只有可憐蟲才永遠自憐，嘴裏只能出產呻吟。他們即便享遍滿世界的福，也還會怨氣沖沖，只要一轉眼見到更有錢的人，還會有下跪的習慣。（未完待續）